首发于《城市学刊》年第2期
年上海市歌舞团以《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抗日题材影视作品为蓝本，推出了国内首部谍战题材舞剧。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创作精神上凸显出事理、艺理与伦理的有机结合，分别在其艺术语言、艺术形象和艺术意蕴上体现。艺术语言表现为常态化身体语汇占据主导的生活化动作，与突出地域文化特质的风格化动作；艺术形象体现在个体、群体角色被塑造时的视觉形象，与渲染情绪的听觉形象；艺术意蕴体现在该剧渗透出基于历史的“真”、伦理的“善”、舞蹈的“美”之上的爱国主义价值内涵。此种结合方式是“文艺向善”的理论支持，亦使该剧成为新时代中国舞剧艺术中一部典范之作。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艺术语言；艺术形象；艺术意蕴；伦理
德国剧作家歌德认为，艺术需经过一个完整体从而向世界传达，舞剧艺术正是这样一个完整体。舞剧指，经创作过程中针对对象的艺术化提炼和合理表现后，得到积累性与完整性兼备的舞蹈成果。具体而言，舞蹈编导通常利用舞蹈演员的肢体动作为客观物质媒介，同时以相关历史文化背景构成故事情节，最终承载舞剧表达的主体思想情感，构成可供人们品鉴与审美的舞剧作品。舞剧艺术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完整性需通过艺术语言、艺术形象和艺术意蕴三方面来实现。艺术语言指舞剧作品中的肢体动作表达；艺术形象可理解为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塑造，具体可分为视、听觉形象。前二者是看得见、听得见、基于物性的客观存在；而艺术意蕴相较上述而言较为抽象，指作品中隐喻或象征的伦理内涵以及折射出的普遍性道理。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下简称《电波》）取材于抗战时期，平民人物为*国舍身奉献，绽放人性光辉，于祖国七十周年华诞前夕，摘得第十六届中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桂冠。从艺术语言、艺术形象和艺术意蕴三方面对舞剧《电波》进行由表入里递进式解读，不妨为一种创新的艺术评论方式。剧中肢体语言讲述事理的独特形式，视、听觉形象对艺理的直观表达，现象学方法还原伦理中“真、善、美”所产生的艺术意蕴，是揭开文艺创作实现事理、艺理与伦理有机结合的典范特征。
一、艺术语言：事理的独特形式
哲学家杜夫海纳在《美学与哲学》中抛出疑问，称“作品的创始行为愿意自己作为话语，愿意作品作为信息。……那么，在艺术中，为了艺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语言呢？”[1]80语言是人类传情达意、沟通思想的基本工具，除口头语言和书本语言之外，各艺术门类也拥有其独特语言。在舞蹈艺术中，身体动作是构成其语言表达的主要手段，如《中国舞蹈美学》中认为“身体动作是具有象征意义且自成体系的情感符号，是生命、情感、灵魂的高度统一，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形态。”[2]关于各艺术门类的表达方式，西汉《诗经》《大序》中提到：“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可见，语言、音乐和舞蹈都是可供人们表达的工具，其中音乐用来弥补语言的不足，舞蹈又用来弥补音乐的不足，所以舞蹈的身体动作可达到表达的极致。另一方面，对语言表达有障碍的聋哑人而言，手势动作组成的手语是他们相互沟通的重要途径，可见动作可像符号语言一样，能够达到交流的效果。[3]
关于事理，张岱年先生在《天人五论》一书中这样描述，“凡有起过者谓之事”[4]，“事”指事情的起因经过。关于“理”又这样说，“理为事事相续中之恒常，亦为多事同有之共通”[4]，“理”指事物间的普遍形式。在舞剧艺术中，剧情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既包含“事”的部分，即对故事情节的言说，又包含了“理”的部分，即寻求千篇一律故事中的特色形式。众所周知，艺术是来自生活且高于生活的，若将《电波》这部具有繁杂人物关系和冗长故事情节的影视作品，凝练与转化成时长仅两小时的舞剧作品，需在艺术语言的表达上对舞剧涵盖的事理进行特别的处理，使其不仅有利于观众的感官体验，且具有明显的风格性代入。舞剧《电波》的艺术语言从两方面体现了事理的独特形式：其一，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舞蹈动作；其二，代表性强的风格化舞蹈动作。
生活化舞蹈动作不仅调和了舞剧艺术“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特点，也为剧情的交代与发展起到过渡作用。舞剧初始，九位主要人物在台中一列排开，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地下*工作者李侠和兰芬、报社社长、女秘书与记者、裁缝店掌柜与学徒、卖花女和黄包车夫。众人物依次亮相后，中间七位演员向舞台后方暗光区隐去，只剩主演李侠和兰芬分别在台左与台右，二人遥遥相对互敬军礼。李侠是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传送者，他和兰芬因地下情报工作需要，结为夫妻。编导用最直截了当的“亮相”方式把各主演展示在观众眼前，并交代组成故事主线的男、女主人公。
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是贯穿这部舞剧的主线，也为后续剧情铺垫伏笔。舞剧第四段是李侠结束一天的编辑部工作，回到家中与兰芬短暂小憩，之后在家中阁楼秘传电波的情境。这段细腻抒情的双人舞始于李侠脱下身上的长衫示意已回到家中，二人悄无声息的托举、平移、借力，不紧不慢的动作节奏，却始终保持着身体的形影相随，连眼神都没片刻不离彼此，此种爱意的外露隐喻着战争硝烟年代中夫妻间彼此支持的信念与力量。生活化的动作处理在此舞段中频频出现，例如兰芬为李侠掸去身上的灰尘，李侠低头看腕表，到了固定传电波的时间，便搬着电报机走上了阁楼，随后兰芬也抬起脚、蹑手蹑脚地走上几级台阶，倚靠在阁楼里静观李侠传电波。据编导言，因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阁楼由木制材料建成，李兰二人为把暴露风险降到最低，故抬脚轻声上楼，以免被邻居发现端倪。
剧情的转折始于编辑部展开“大搜捕”，共产联络点均被捣毁，多名共产*员被捕。李侠在舞台中央悲痛起舞，伴随的是一排革命志士脚带沉重铁镣，从舞台后区步步走来。他们上肢前俯九十度，双手被手铐锁在胸前，脚下步伐大且沉重，眼神坚定看着前方。随着悲伤欲绝的李侠冲至台前，后排革命志士，在枪声中依次倒地，随后便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阿诺德·贝林特在《艺术与介入》一书中这样形容舞蹈：“舞蹈是这样一种艺术，它比其他任何艺术都更多地与表演联系在一起。”[5]舞剧《电波》是一部十分富有表演力的作品，编导通过写实的动作语言对生活中的事理尽最大程度还原，甚至于让观者在观看时产生错觉，怀疑在看的是一部舞剧还是一部哑剧。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语言让观者撇去肢体动作的抽象，达到对事理内部情节的写实目的。而代表性强的风格化动作，则给舞剧添加人文的背景，补充事理外部形式的历史厚重感。
第六个舞段是表现上海底层女性朴实且精致的蒲扇舞。蒲扇舞由十六个舞蹈演员组成，她们身着素色布质旗袍，从幕条后优雅挪步而出，一手抱小板凳，一手持蒲扇在头斜上方遮挡太阳，身体动态舒展松弛，脑袋向一侧略歪，步伐以脚后跟碾压落地，缓慢且得体，体现弄堂女子闲适、安逸的生活态度。蒲扇时而用来挡太阳，时而当成刺绣的针砭，时而当成烧炉子的扇子，道具的运用体现了上海底层女人，朴素且不失精致，内敛、勤劳，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的优良品德。演员们渐渐起身，反手用蒲扇轻拍背部作悠然自得状，站立舞姿中呈现出跨部前腆，上躯干后靠，下颌回收的曲线姿态，表现上海女子婉约温柔的性格特点。如果缺失炫技的舞剧似乎总感觉少了点什么的话，那么在舞剧《电波》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众演员单腿站立在板凳上，后腿从低到高缓缓抬起的“慢抻”式控制动作。一个半八拍的起腿过程，足以让观众体会到犹如油画般定格的美。演员们将后腿抬至最高点后，迅速落回，之后又接偶然的断点式、切分式的快节奏动作，又体现上海女子骨子里不失唯美、韧性十足，又绵里藏针的风格特性。
第十个舞段是展现海派女性风情的旗袍舞。旗袍舞的动作语汇包含了时装秀、探戈舞步等多元化素材。十位舞蹈演员在舞台中央背对观众呈现模特般姿态，她们身体从头到脚成倾斜状，胯关节向一侧倚靠，双手一边扶腰，一边向眼神低垂方向弯曲延伸，高抬的下巴呈现出曼妙曲线，独特的造型让整个舞台呈现出一片“养眼”的画面。探戈舞步的风格元素在舞段中也有体现，例如“欲出脚，先提膝”的腿部运动特点，动作顿挫有力、潇洒豪放、且着重于切分，头部伴随左顾右盼的闪烁动作，使这个舞段的整体风格变得活泼生动起来。蒲扇舞和旗袍舞，一个是朴实的市井生活，一个是缤纷的十里洋场，体现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城市的不同风貌。这两个舞段的加入让这部本以讲故事为主的舞剧丰富了层次，多元素的融合也使舞剧《电波》更加体现出新海派文化的包容并蓄与海纳百川。
舞剧《电波》中无论是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舞蹈动作，还是代表性强的风格化舞蹈动作，都是用动作这一舞蹈艺术特有的语言对于剧情的言说。从而使“事理”，这一构成舞剧艺术的主体构架，用舞蹈动作的独特形式，得到了合理的表达。
二、艺术形象：艺理的直观表达
“艺术的形象是情感的载体，形象的性格是情感的本体，性格的生长是情感的变体，生长的进程是情感的流体。”[6]83艺术活动是人类独有的情感沟通方式，艺术的理念，简称艺理，则代表人类透过艺术活动所产生的情感，所以激发人类产生情感的艺术形象成为人们理解艺术作品的直观通道。关于形象，《舞蹈心理学》一书中这样阐述：“形象思维是以具体形象为思维载体的高级心理活动，也就是主要借助于视觉表象和听觉表象这两种第一信号系统的形象进行的思维过程。”[7]75由此，舞剧《电波》可从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去探讨。
视觉形象在舞剧《电波》中由服装、道具、多媒体运用等方面构成。在社会学视野中，服装和道具有利于群体角色的辨认和个人角色的辨认。[8]舞剧《电波》中涉及到的群体角色分两部分，一是以李侠和兰芬为首的共产*平民阶级，二是以报社社长和女秘书为首的国民*官僚阶级。平民阶级的服装以男装布面长卦、女装布面旗袍为主，简洁朴素的风格凸显底层人民在当时年代的真实感。例如在蒲扇舞片段中，服装设计师阳东霖运用灰色作为群舞的旗袍颜色，意在营造出上海市井女子伴着清晨的烟灰晨起干活的氛围。国民*官僚阶级以衬衣、西装、风衣等西式风格的为主。例如在编辑部场景中，从编辑和记者，到秘书和社长，人物服装都以带有腰封的西装为主，男士格子衬衣配背带裤，女士白衬衫配一步裙，体现国民*统治下的小资文化。“同戏剧一样，服饰道具还常常能把舞蹈的个体角色从群体中清晰地划分出来”[9]，例如兰芬作为贯穿全剧女主角，在开场亮相之际，她身着印有编号的白大褂，头戴护士帽，揭示在参与革命之前的白衣天使身份。
服饰不仅在区分人物角色上起重要作用，其色彩的反差也对观者心理产生极大影响。“对一个较敏感的心灵，色彩的效果就会更深刻，感染力更强”[10]33。例如，在剧中的二人舞片段中，兰芬身着嫩粉色的旗袍，在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同时，衬托出她的温柔贤惠。剧将终，上海迎来全面解放，此时的兰芬身着暗蓝旗袍，意味着历经风雨后的成长与成熟。李侠在剧中有多套长衫，它的黑边圆框眼镜、手表、黑皮公文包，都是一个报社工作者的典型符号。反派角色中，报社记者和秘书柳妮娜的形象尤为典型。记者头戴皮质鸭舌帽，手带皮制手套，上身着束身衬衣马夹，下身着呢料格子背带裤，胸前跨相机，塑造出殷实且干练的形象。秘书柳妮娜作为剧中最铁腕的角色，在她服装里，属于她的一抹玫红色始终未离开观众视野。无论是身份未被揭露时的，她身着玫红色呢制收腰长风衣，还是大搜捕时，她身着玫红色束身马夹配军绿色紧腿裤，秘书柳妮娜总是占据舞台上少有的出挑色彩，予人以暗示，此人将不同于普通配角一般存在。在她服饰上所具有的皮革元素，无论是黑色长皮靴还是别在腰间皮质枪套，都给弱女子形象添加了强悍的中性色彩，服饰中的玫红色同时隐喻血色，暗示此人将是杀人于无形中的女魔头。
如果把服装道具比喻成构成视觉形象的地基，那多媒体的使用则为视觉形象的直观表达添砖加瓦。剧中纷繁的场景需求，如只有演员服装道具的支撑，则会显得软弱无力的。舞剧《电波》依托二十六条带轨道屏幕片，在台中不断变化位置和图景，组合出丰富的空间变换，让舞剧在视觉形象上得到了宏观的表达。[11]
多媒体所发挥的第一个作用是提示性，它将剧中抽象的情节用文字形式呈现给观者。当剧首九位主演亮相时，后方的多媒体打出竖行字幕以对应角色身份的“自报家门”，使观者对角色身份一览无余，例如“《星报》报社新晋秘书柳妮娜”“延安八路军无线电对政委李侠”、“上海丝绸厂女工兰芬”[12]。在第八个舞段编辑部大搜捕时，多媒体投影为秘书柳妮娜投出了“国民*保密局上海站站长”[12]的字样，揭露了她掩盖的反派身份。舞剧尾声，李侠身份暴露，居所被重重包围，待兰芬撤离后，李侠发出最后电波，投影字幕告诉观众，这份情报是关于“国民*军队的长江布防”[12]。剧终前夕，投影以“电波”的方式打出了李侠心中的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12]。
除了提示性外，舞剧编导利用二十六条带轨道屏幕片，将舞台分割成不同空间，使空间的利用变得精准有效。在第五个舞段的上海市井生活中，屏幕片移动成前后两排，每排四至五片，每片中间隔出宽松的间距。这时的舞台被分割成了数个“小隔间”，视觉效果好似多家多户拥挤在上海石库门小弄堂之中。“小隔间”里的居民，虽又多又杂，但其乐融融。他们各司其职，有洗衣的、扫地的、有煽火的、剃头的。他们时而在屏幕条间隔处起舞，时而躲在其后，时而对观者露面，时而隐藏在其中，营造出老上海居民繁忙的日常景象。
关于舞蹈中的音乐，各派主流思想都倾向于认为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舞蹈是音乐的可视化表现等。例如艺术理论家苏珊·朗格，她认为舞蹈的本质即是音乐，“舞蹈者用舞姿所表达的正是他作为音乐的情感内容而感受到的东西，而这里的音乐正是有效地促使他舞蹈的原因”[13]。的确，“在舞蹈与临近艺术之间的关系中，最近的邻居莫过于音乐了。”[14]72由于音乐具有空灵性和抽象性特点，且主要依靠人的主观情感去把握，所以音乐形象能唤起欣赏者的联想、想象与情感体验，从而为观者留下的更多自由空间。[15]舞剧《电波》中大部分音乐都由作曲家杨帆创作而成，而剧中《渔光曲》、《葡萄美酒》这两首成品乐曲的加入，为舞剧整体的意境和人文气质的营造增加色彩。
《渔光曲》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舞剧《电波》所发生的年代相仿。《渔光曲》本是反映旧社会穷苦人民，在艰辛的劳动中愁苦困顿的心情。舞剧《电波》第六个舞段的蒲扇舞中，运用了《渔光曲》作为背景音乐。不同的是，新编的曲风以柔滑悠扬的小提琴作为主要乐器，另加入了许多类似交响乐的现代化音乐元素，给《渔光曲》赋予了新的定义，为观者呈现出优美、安逸、平凡且自足的听觉形象。一声上海方言的叫卖“栀子花，白兰花”夹杂在音乐中，让观者不仅代入了音乐所在的时代，且融入了老上海的文化氛围。《葡萄美酒》也是著名的上海老歌之一，原为老上海歌舞厅文化演化来的乐曲。在舞剧《电波》第十五个舞段中，李侠返回被国民*破坏得面目全非的裁缝店，寻找裁缝为他留下的电码机密，当反派角色秘书柳妮娜出场时，背景音乐中插入了四句《葡萄美酒》的唱腔。《葡萄美酒》本身意在描绘老上海歌舞女的婀娜之美，而在此的反派角色秘书柳妮娜同样作为女性，却相反如此的阴险残忍，配此音乐使观者留下对反派角色更深刻的人物印象。
舞剧中无论是视觉形象还是听觉形象都是对情感的直接体现，亦是对艺理的直观表达。从而使艺理，这一构成舞剧情感内容的组成部分，在服装、道具、多媒体、音乐的运用之下对观者的情绪累积起到直接作用。
三、艺术意蕴：伦理的现象学还原
现象学是一门基于观察的学问。作为现象学之父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他主张用悬而不论（parenthesize）的方式对事物的表象进行去知识化的描述（describe），从而寻找出事物的内在本质（essence）。另一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老师胡塞尔的方法之上，继承了对事物的表象悬而不论的认识方式。与胡塞尔不同的是，海德格尔主张应对认识到的现象进行理解(understand)与解释(interpret)而非仅仅是描述，即强调主体思想的加入。现象学方法在舞剧创作中的运用首先为对故事脚本的认识，其次是在认识的基础上加入创作者的理解和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但凡涉及到人的主体意识的融入，则不可避免地参入人欲的价值观念，此种人的欲念的价值观便是伦理的价值观。
法国哲学家莫兰在《伦理》一书中这样形容：“伦理以一种律令形式向我们呈现，如同道德之必需”[16]31。其内在源泉是精神上个体感到的一种义务，而外在源泉，是文化、信仰、共同体规范。[16]31伦理是人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社会人的基本准则，对内是人之为人的义务，对外是人伦之间的规范，其内涵可用“真、善、美”涵盖。关于艺术作品的意蕴，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到，“意蕴总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刻的一种东西。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意蕴。”[17]25具体又说“显现出一种内在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18]25舞剧《电波》中的艺术意蕴体现在把故事原型当作现象一般理解和解释后，再将伦理思想的“真、善、美”植入到作品涵盖的情结当中，从而营造出深入作品骨髓的艺术意蕴。
舞剧《电波》中最能体现艺术意蕴的属接近尾声的舞段。在第十四个舞段中，李侠和兰芬经历了痛失裁缝店学徒后，摆脱密探的跟踪回到家中，二人惊魂未定，相互倚靠着在床头而坐。这时舞台上出现了另一对李侠和兰芬，他们演绎着过去的某个时刻，二人初相识时的生疏场景。紧接着舞台上又出现第二对、第三对李侠和兰芬，他们都是对过往情节复现的“回忆体”。台侧的这一对“回忆体”在背景庄严的*旗下宣誓，时间节点是二人开始革命工作。舞台中间的这对“回忆体”的背景是红色大喜字，时间节点是两人刚成为夫妻。每一对的进行都伴随着其他对在背景处的静止，正如斯坦尼夫拉夫斯基在《演员的诞生》中提到，“通常，身体之所以不动是由于内心强烈的情感所引起的，而这些内在活动才是艺术上最重要的东西。”[19]35此舞段已是接近舞剧的尾端，编导欲传达，二人的革命生涯的大局已定，开始追忆自己过往年华，他们从*外人士，踏入共同的共产*革命事业，然后结为伴侣，一步步的成长历程。舞段中融入的友情，爱情，家国情，在一对本体和三对“回忆体”的身上都有体现。观者不仅仅是看到了四对演员的肢体表演，更是看到了浓缩在几分钟舞段里长达数十年潜伏敌军革命工作的坚韧与毅力。
直至第十六个舞段，李侠身份已被敌人识破，面临危险，他替兰芬收拾了行李，劝告她赶紧撤离。在这段催人泪下的“惜别双人舞”中，二人经历了无数次难舍难分的“拉”、“扯”动作，极度逼真的“捶打”动作后，终究，李侠抚摸着兰芬已有身孕的腹部，在她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毅然决然让她撤离。心中万千不舍的兰芬，手捂腹部，从台中一步一步地离场。她的身体向前佝偻着，每一步缓慢，沉重，带着颤抖。兰芬瘦弱的身躯承受了太多的悲痛，短短的半个舞台仿佛让她走出了一个世纪之久，舞剧至此，怜悯、悲伤、崇高之情，在观者心中油然而生。
剧终之际，众群演从幕布后面兴奋地冲出，每人手握一张报纸，并不乏相互间激动地交流，台后的幕布上投影着报纸的内容“上海完全解放”。兰芬从下场口出，手抱婴儿，缓缓穿过人群，向台前走来，还是那般宁静、朴素且安详。舞剧最后一幕，众群演向舞台后方集中，庄严肃穆地凝视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兰芬也向后走去，落幕前回望一眼，那短暂眼神中饱含了对过往革命与英雄的敬畏，随后，也随众人望向后方，舞剧终。
舞剧《电波》在创作精神上凸显出事理、艺理与伦理的有机结合。第一，“事理”指具体现象与本质道理。朱熹主张“理在事上”，即先有理再有事；而王夫之认为，“事在理中”，即所有道理都应蕴含在具体事物之中，故王夫之的“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现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下?士文伯论日食》）是文艺创作中最应被提倡的。舞剧《电波》基于革命故事原型呈现出的具体人物、情节为“事”，秉承艺术性的特征为“理”，融合“事”与“理”，使该作品成为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文艺作品。
第二，“艺理”体现于符合规律化的特征但又不乏创新点。艺术的生命本就在于不断变化、不断创新、不断激发人的新奇感与陌生感，才能使人们感觉到美的存在。舞剧《电波》不仅基于传统舞蹈审美中优雅的身段、动听的旋律、叙事式情节，而且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传统元素整合，在旧土壤上长出新花朵，给植根于历史文化的文艺作品添上了现代感的羽翼，使舞剧《电波》成为跟上时代潮流、提高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文艺作品。
第三，“伦理”体现于秉承“真、善、美”的思想内涵和社会风尚。“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舞剧《电波》秉承历史的真实、人性的真诚、与艺术的美，从伦理上与主流政治思想保持高度统一。
总而言之，艺术表现的是人的生活，艺术诉诸以人为对象，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属于人民的。[20]15舞剧《电波》从情节上取材于战争时代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从情感上植根于社会底层坚韧朴实的理性情怀，是一部真实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艺典范。在创作手法上实现了内在情节与外在形式、审美要求与伦理导向、艺术特质与生活实在、个体特性与群体共性之间的高度统一，由此成就了新时代中国舞剧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舞剧《电波》讴歌共产*革命人“以生命丈量光明的历程”，践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的倡导，其中事理、艺理与伦理有机结合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手段，是“文艺向善”的理论支持，亦是该剧值得后人借鉴与深思的典范之处。
道德是立身之本、行为之准，也是审察人生、观察社会的基本维度。道德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道德是万万不能的。本公号倡导主旋律，为正义呐喊，为良知代言，为好人点赞，为善政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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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华道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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